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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十年來《壇經》研究的回顧

出处: 上传时间:2017-12-25 点击次数:

一、六十年來《壇經》研究的回顧

    近代以後學術界對禪宗基本文獻《六祖壇經》開展深入研究,是從日本學者從敦煌遺書中發現《六祖壇經》開始的。

    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二三年兩次到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調查本世紀初斯坦因從中國掠取的敦煌古文書,從中發現大量久已失傳的佛教典籍。

    其中他發現並攝影帶回國內的《六祖壇經》、《歷代法實記》、《楞伽師資記》和《大乘北宗論》、《觀心論》等禪宗文獻,對日本開展早期禪宗史研究起了直接推動的作用。

    矢吹慶輝把帶回的敦煌本《六祖壇經》(編號:斯五四七五)照片作了校寫,一九二八年編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八卷出版,一九三〇 年又把照片收入《鳴沙餘韻》(岩波書店版)發表。

    他在《鳴沙餘韻解說》(岩被書店一九三三年版)中對敦煌本《六祖壇經》介紹說:

        一〇二、一〇三.《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載《大正藏》四十八卷第三三七——七四五頁。

        斯坦因本(三七七),標題次行署集記者之名: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與普通卷子本不一樣,厚紙四十六葉,每葉折中,取折本,方冊型式。影印縮微照片約為原本的  三分之一大,四十六葉全予收錄。書體當為唐末宋初,正文脫誤假借頗多,從其內容可認為是現存《壇經》的最古本……敦煌本不分篇章,亦不分卷……其原本可推定為六祖滅後二十餘年後的某年形成。

    現在發表的敦博本《六祖壇經》的標題除了把「般若」寫成「波若」之外,其它全同矢吹發現的敦煌本,署名一樣,裝潢也略同。後文將對此作專題介紹。此敦博本《壇經》實為原敦煌本《壇經》的同源異抄本。

    敦煌本《六祖壇經》的發表,立即引起日本學術界對《六祖壇經》重新研究的興趣。此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社會上最流行的《六祖壇經》是明代《嘉興藏》所刊行的宗寳本,或這個本子的單行本。此本原是來自元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僧宗寳據當時流行的三個《壇經》本子的改編本。在此本風行社會以後,其它本子的《壇經》逐漸湮沒無聞。由於敦煌本《壇經》的發現,也啟示人們搜尋舊有的其它《壇經》。就在敦煌本《壇經》出世不久,日本學者在京都的興聖寺發現了北宋初由惠昕改編的《六祖壇經》,學術界稱之為惠昕本《壇經》,或因其發現地而稱為興聖寺本《壇經》。原本題為《六祖壇經》,署名為「依真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述」,序中說:

        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

    另有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晁子健為再次刻印此本所寫的記,謂此原為其「七世祖文元公所觀寫本《六祖壇經》」。據日本佛教學者鈴木大拙(一八七〇-一九六六)和我國學者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考證,惠昕是在北宋太祖乾德五年(九六七)五月把《壇經》改定為二卷十一門的,胡適還考證出晁子健記中所說的「七世祖文元公」即北宋初的文學家晁迴,《宋史》卷三〇五有傳。晁迴八十一歲第十六次看《壇經》,在上面題字,時間是天聖九年(一〇三一)。晁子健實為《郡齋讀書志》(成書於一一五一年之前)作者晁公武的堂兄弟。胡適又據此書卷十六及《文獻通考﹒經籍考》所載惠昕本《六祖壇經》有三卷十六門的話,認為「在一〇三一年到一一五一年,在這一百二十年之間,惠昕的二卷十一門壇經,已被人改換過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門了」(《壇經考之二——跋日本京都掘川興聖寺藏本壇經影印》)。鈴木大拙在一九三三年首先將興聖寺本《壇經》影印出版,次年又與公田連太郎共同校訂並由森江書店出版。興聖寺本《壇經》距敦煌本《壇經》的形成時間較近,從內容上看是明顯地繼承了敦煌本的內容。此書的發現,為校訂和研究敦煌本《壇經》提供了方便。鈴本大拙與公田連太郎參照興聖寺本對敦煌本《壇經》進行了校訂,把全書分為五十七節,皆加標題,並撰文加以解說。

    日本另一位佛教學者宇井伯壽(一八八二—一九五三)也利用興聖寺本對敦煌本《壇經》進行校刊,並將兩者進行比較研究。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第二禪宗史研究》(岩波書店版)中發表了《壇經考》,對《壇經》的宗寳本、德異本(包括曹溪原本)、契嵩本、惠昕本、敦煌本,進行了綜合考察研究,認為最早的《壇經》是抄寫於唐宋之間的敦煌本,其吹是宋初的惠昕本,日本興聖寺本和大乘寺本皆屬此系統。宋代契嵩本雖已不存,但元代德異本和宗寶本當參照過此本。德異本已經不存,但朝鮮的大德本和中國後世所傳的曹溪原本皆源於此本。他還談到,《壇經》在中國南方接近邊境的地方形成,後流行北方,以至唐末宋初作為寫本被藏在敦煌。唐在公元九〇七年滅亡,宋在公元九六〇年建國,可以說在公元八五〇年——一〇〇〇年之間是流行寫本《壇經》的。這種寫本在藏入敦煌洞窟之前後已在北方地區流傳。例如據川上天山的《西夏語譯六祖壇經》論文(支那佛教史學》第二卷第三號),學術界發現了西夏惠宗即位四年(一〇七一)的西夏語譯《壇經》的斷片五葉,在加以漢譯後進行對照,證明此即來自敦煌本〔一〕。可見在惠昕改編《壇經》一百零四年之後,而在契嵩本刊行十五年之後,敦煌本《壇經》仍在世上流行。可以認為,此時社會上至少有三、四個《壇經》本流行。 敦煌本所載《壇經》的付囑系統是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圓會相承。可以認為,在萬昕改編《壇經》之前,這兩個系統所傅承的《壇經》都是不分段落章節的。 在《壇經考》後面還附有宇井伯壽校訂的敦煌本《壇經》。他把全文分為三十七段,凡認為是後人偽造添加的部分一律加上括弧用小字印出,把其餘部分還譯為日文。這樣他實際把原文砍掉了五分之二。這種做法受到日本一些學者的批評。

    在日本最早着手對《壇經》進行研究的學者是松本文三郎(一八六九——一九四四)。他早在敦煌本《壇經》發現以前就寫了《金剛經和六祖壇經的研究》(一九一三年貝葉書院版)。認為《金剛經》對初期禪宗影響很大,六祖惠能(或作慧能,學衛界不統一。本文引用,按原作者的用法)由此經而得悟,並形成後來的《續經》。松本文利用當時可見到的《壇經》各本的序、跛、宗密的著作以及《全唐文》等資料,對惠能的傳記和說法的原型進行考察,探究何者是流行本《壇經》中的增加部分。敦煌本《壇經》公佈後,他在一九三二年寫了(六祖壇經的書誌學研究》的論文(後改題《六祖壇經的研究》,收入一九四四年創元社出版的《佛教史雜考》),對明本、敦煌本、興聖寺本《壇經》進行對比研究,認為《壇經》似乎是繼承曹溪惠能法系的南宗祖師作為印可證明,而授與弟于的傳授本。他們秘懷此書,奔走天下。祇把此書授與特定弟子,即使在遠離中原的西陲敦煌,也同樣如此。斯坦因本是天下的孤本,是偶然殘存下的一本。他又從敦煌本與興聖寺本所載的傳承世系及內容進行考察,認為二者在形式上雖有差別,但從內容上看相距時代不遠。因此作為天下孤本而又是劣本的敦煌本是可以讀通的,是可以據興聖寺本進行校勘的。這種觀點為利用興聖寺本校勘敦煌本《壇經》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九三五年鈴木大拙又在石川縣大乘寺發現惠昕本系統的另一種《壇經》,稱之為大乘寺本《壇經》。這一發現又為《壇經》研究增添了新資料。一九四二年鈴木出版了由他校訂的《韶州曹溪山六祖壇經》(大乘寺本。岩波書店版),鈴木撰文對此本作了介紹。書最後一行有「道元書」三字,鈴木認為其原本當為日本曹洞宗祖師道元(一二〇〇——一二五三)或其弟于所寫,從中國帶回的。道元在一二二三年入宋,四年後歸國,此《壇經》當抄於這一段時期內。但大久保道舟認為,大乘寺本《壇經》的原本當是道元的弟子義介(一二一九—一三〇九)從宋朝抄寫回來的。此本《壇經》屬惠昕本系統,分上下二卷由十一門組成,但標題中無「門」字。前面無惠昕的序,有北宋政和六年(一一一六)福唐將軍山隆慶庵比丘存中為「再刊」而寫的序。據此,大乘本的原本要比興聖寺的原本(一一五三)早三十七年,距惠昕改定《壇經》時間(九六七年)也近。此後又發現同屬存中再刊本的寫本金山天寧寺本《壇徑》〔二〕。一九七九年在《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十號上發表了石井修道的《真福寺文庫所藏的〈六祖壇經〉介紹》,說在名古屋市的真福寺內收藏一部抄寫於十四世紀的《六祖壇經》,雖與大乘者本一樣,也二卷,由十一門組成,但時間更早。此本原由伊藤隆壽發現,石井對此作了詳細研究.並在文章後面發表了他作的校訂本。此書前也有惠昕的序,後面有北宋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周希古寫的後敘。據此可以證明晁公武《郡齊讀書志》衢州本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轉錄的說惠昕本《壇經》有三卷十六門是錯的。因周希古為刊印《壇經》寫後序的時間早於《郡齋讀書志》(一一五一年自序)問世的時間。二書或謂「周希復有序」,或謂「周希後有序」,胡適認為「周希後是周希復之訛」,而據真福寺本,原文應為「周希古後有敘(同序)。」此本《壇經》的原本,比晁子健所據以刻印的寫本(天聖九年,公元一〇三一)還早,上距惠昕改定《壇經》才四十五年,可以說更接近惠昕的原本。以上三本《壇經》從內容上可看作是一個系統,與興聖寺本相比缺少下邊三個內容:

    (一)惠能被追至大庾嶺時,「祖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麽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

    (二)「至高宗朝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雲旛動,一僧雲風動,惠能雲:非旛動風動,人心自動。印宗聞之竦然。」

    (三)惠能死後,「至元和十一年詔追謚曰大鑒禪師。事具劉禹錫碑。」

    在語言上也較樸素,有不少地方「惠能」稱「某甲」等等。但真福寺本的原本早於存中的再刊本,所載南宗編造的西天二十八祖與敦煌本基本相同,而大乘寺本則已采用《寳林傳》、《景德傳燈錄》所編定的祖統說了。石井所作《六祖壇經異本系統圖》把各本的關系標示出來,值得參考。

    柳田聖山是現在日本研究禪宗文獻和禪宗思想的佛教學者,成果很多。他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法藏館版)中對敦煌本《壇經》作了詳細考察,認為它的形成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此前當存在一個古本《壇經》,然後纔發展到敦煌本《壇經》。他認為,敦煌本《壇經》最古層的內容是有關無相授戒儀、般若三昧及七佛二十八祖的部分,而這些是屬於牛頭禪系的思想。古本《壇經》的編者當是鶴林玄素(六六八—七五二)的門徒法海(謂《宋高僧傳》卷六「唐吳興法海」即是他);《壇經》後來被改編,從主張自性般若,自性自度發展到極端的心性不滅說,受到南陽慧忠(?—七五五)的批評;在神會(六八四—七五八)的晚年或死後,由他或其弟子為批判牛頭禪派而編著了以法海和韋璩為慧能弟子的《慧能傳》(此指石井本《神會語錄》後面所附的《慧能傳》﹝三﹞),以此《慧能傳》成立為契機,把原為牛頭禪系的《壇經》改為南宗慧能的《壇經》,其內增加了慧能自傳及十大弟子機緣的內容;唐建中二年(七八一)出現的《曹溪大師別傳》給後代慧能傳以決定性的影響,但其中並無神秀、慧能的傳法偈;今本敦煌本當出現於《曹漢大師別傳》與《寶林傳》(公元八〇一年成立)之間。一九八五年三月《東文學報》第五十七冊發表了他的巨著《語錄的歷史》,其中雖沒有表示改變上述看法,但根據敦煌本所載法海—道漈—悟真的傳承關系及惠昕本《壇經》所載的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圓會的付囑吹第,認為是悟真及其弟子把以往從慧能以來遞相傳授的《壇經),改編為曹溪山慧能的傳記和說法集,在編寫中依據了神會的《壇語》,又吸收了《金剛般若經》特別是《梵網經》的思想。柳田在一九八〇年為《講座佛教八•敦煌佛教和禪》(大東出版社版)所寫的《總說》中,系統地介紹了六十年來國際佛學界對敦煌禪籍研究的發展情況和主要成果,還特別用「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諸問題」為題,以敦煌本為中心介紹了有關《壇經》研究的各個方面的情況、著作和問題。其中也懷著渴望的心情談到了向達在《西征小記》中披露的任子宜收藏《六祖壇經》的事。他說:

        已反覆說過,敦煌本《六祖壇經》現仍是天下的孤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最初把它收編進去,就向國際學術界提出了研究課題。

        向達的《西征小記)(《國學季刊》第七巷第一期,一九五〇年七月)記載了作者從一九四三年(民國三二)以來,幾度訪問敦煌現地的報告:

        敦煌藏石室寫經者,大都不願告人,唯任子宜先生於此不甚隱諱。曾觀其臨所藏,凡見寫經六卷,殘片三冊。……又梵夾式蝶裝本一冊,計九十三葉,計收(按,本文開始已引部分,此略)……《南宗定是非論》,英法藏本殘缺之處可以此本補之。《南陽和上語錄》首尾完整,北平圖書館藏一殘卷。《六祖壇經》,可輿英法藏本互校。淨覺《注心經》,首有荊州(「荊」原「全」,誤)長史李知非序,從知此注作於開元十五年。淨覺乃神秀門人,書為《大藏》久佚之籍,北宗漸教法門由此可窺一二。四者皆禪宗之重要史料也。

        向達所說《六祖壇經》有英法兩種藏本雖然有誤,但這裏介紹的四本,每一種都是令人聞其名而饞涎欲滴的東西。況且是完本,珍貴的梵夾式蝶裝的巨冊!可以想像是善本。向達親身接觸過大蕃沙州的寫經。他把在當地看到珍貴善本的消息寫出來,這個記錄本身就是一個資料。他此後對此文加以修改收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九五七年四月,新華書店)之中,往後消息無聞。前不久訪問北京之時曾詢問北京圖書館和科學院,但仍無所獲。此後幸逢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日敦煌文物研究所長常書鴻先生來日,又提出這個問題。常先生回答原本的下落不明,但見過向達曾見過的任子宜的藏本.並藏有照片。或許將來有利用照片進行校核的可能。總而言之,從傳授本到典型寺本之間的空白,或許可從五代寫本中找到線索。敦煌本《六祖壇經》因最初所得到的斯坦因本是個劣本.現仍留有很多未解決的問題。

    可見柳田對現在發表的任子宜收藏本是多麼關心。順便談談,筆者一九八二年一月至四月曾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參加當時擔任所長的福永光司主持的「隋唐的佛教和道教」研究班,同時事加柳田教授主持的「禪宗主獻」研究班,主要注釋惠洪《禪林僧寳傳》。在日期間看到一些中國已不存的禪宗文獻,並瞭解到日本對《壇經》研究的大致情況。在這期間柳田教授提供給我書和資料,幫助很大。回國前夕,柳田特地為我復制了向達《西征小記》中談任子宜藏本的部分,鄭重託我向有關方面打聽一下。回國雖多方詢問,但一直沒得到確實消息。直到一九八六年春,世界宗教研究所在編修《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任繼愈主編)時得到中國佛學院周紹良先生提供的敦博本《壇經》等的照片時,纔看到任子宜藏本的原貌。所有照片都很清晰,同所的張新鷹同志特地為我複製了一份。此後我即利用這份資料,開始對敦博本《六祖壇經》等禪宗文獻進行校訂和比較研究。我當時希望能將此敦煌新本《壇經》早日面世。從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的上寺發現此《壇經》等禪籍的抄本,至今已近六十年。這次能將此《壇經》校本發表,相信一切關心禪宗研究的國內外學者一定會為之高興的。

    日本近年來在《壇經》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個重大成果是駒澤大學禪宗史研究會編著的《慧能研究》(一九七八年大修館書店版)。該書的「研究篇」利用《曹溪大師傅》、法才《瘞髮塔記》、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神會語錄》、《歷代法寳記》、敦煌本《壇經》及其它本《壇經》等十八種資料,對慧能傳記作比較研究。《曹溪大師傅》內題原為《唐韶州曹溪寳林山國寧寺六祖慧能大師傅法宗旨並高宗大帝勅書兼賜物改寺額及大師印可門人並滅度時六種瑞相及智藥三藏懸記等傳》,《續藏經》有載,題為《曹溪大師別傳》,「別」原為後人所加,故《慧能研究》將此字去掉。此書是最澄(七六七—八二二》從唐帶回,被認為著於唐建中二年(七八一),是用以研究《壇經》的形成和演變的重要資料。《慧能研究》對此書作了校訂和訓注,並對此書的版本、形成和價值等進行了研究。其「資料篇」集中對《六祖壇經》進行研究和校刊,發表了敦煌本、大乘寺本、興聖寺本、德異本、宗寳本五本對照的《六祖壇經》。《慧能研究》廣泛地介紹了學術界的不同觀點,例如關於敦煌本《壇經》的作者問題就介紹了如下幾種看法:一、胡適、久野芳隆認為《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作;二、矢吹慶輝、關口車大認為是神會或神會一派作;三、鈴木大拙認為《壇經》原是慧能的說法集,後人又附加上部分內容,字井伯壽認為是神會派作了這種附加;四、柳田聖山認為《壇經》古本原是牛頭禪系的法海所編,後人又有修改(詳前);五、中川孝在《禪的語錄四• 六祖壇經》的「解說」中認為,敦煌本是神會在法海所抄錄的慧能授戒、說法而形成的「祖本」基礎上,又加上祖統說等內容而編成的,後來曹溪山的僧徒進行了一些改動,受到慧忠的批評。

    《六祖壇經》也傳到歐美。關於這方面所知甚少。美國菲力浦•B• 揚波爾斯基所譯注的《六祖壇經》(敦煌寫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紐約和倫敦,一九六七年)﹝四﹞比較有名。書後附有漢文校訂敦煌本《壇經》,校勘得很精細。此外有陳榮捷的《壇經—禪宗的基本經典》(聖約翰大學出版社,紐約,一九六三年》﹝五﹞

    在中國,著名學者胡適是最早看到敦煌本《壇經》並用近代西方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人。一九二六年胡適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所收藏的敦煌遺書中發現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實即後來發表的《神會語錄》、《南宗定是非論》的兩段殘卷)和神會的《顯宗記》,翌年歸國時路過日本東京,見到高楠順次郎、常盤大定、矢吹慶輝,得知矢吹已從倫敦發現敦煌本《壇經》並已攝影帶回。胡適回國後不久收到矢吹寄贈的敦煌本《壇經》的影印本,又從倫敦得到原件的影印本。胡適在校勘和研究敦煌本神會著作中充分利用了敦煌本《壇經》。胡適原計劃要把敦煌本《壇經》寫定付印,但直到去世沒能實現。胡適有關《壇經》的論文有這樣幾種:

        《荷澤大師神會傳》,特別是其中的〈神會與六祖壇經〉(一九三〇年亞東圖書館刊《神會和尚遺集》載)

        《壇經考之一——跋曾溪大師別傳》(一九五三年臺灣遠東圖書公司刊《胡適文存》第四集載)

        《壇經考之二——跋日本京都堀川興聖寺藏北宋惠昕本壇經影印》(原載一九三四年日本森江書店刊《輿聖寺本六祖壇經》附錄,修補本載《胡適文存》第四集)

    胡適對敦煌本《壇經》的基本看法是認為它是「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他在《神會傳》的結尾這樣斷言:「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勛,永久的影響。」他斷定《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主要論據是如下幾點:

        (一)敦煌本《壇經》:「吾滅後二十餘年……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而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後胡適改為二十年)在滑臺定宗旨,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二)韋處厚(死於八二八年)作《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全唐文卷》卷七一五)載「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因此可說《壇經》是神會鬥下「習徒」所作;

    (三)《壇經》中有許多部分與《神會語錄》完全相同,如說「定慧等」,坐禪,闢當時的禪學,論《金剛經》,論「無念」等方面,認為這屬於考古學所謂的「內證」,是最重要的證據。

    在胡適的晚年雖仍堅持這種看法(見《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載新版本《神會和尚遺集》——臺灣胡適紀念館一九六八年刊)。但又認為敦煌本是最古的《壇經》,如再仔細研究,「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壇經》,祇有六千字」(《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載日本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中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再版)。

    胡適還利用《曹溪大師別傳》等資料,對敦煌本、惠昕本、明藏本《壇經》進行對比研究。認為北宋契嵩改編的俗本《壇經》是真正的古本,而他所得到的「曹溪古本」不過是《曹溪大師別傳》,而
明藏本的祖本就是契嵩的改本。明藏本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採自《別傳》的。他以下表說明它們的關係:


 
    胡適考證認為《曹溪大師到傳》是「無識陋僧妄作的一部偽書」,其中記慧能的一生,大體用王維的《慧能禪師碑》(《全唐文》卷三二七)(以上見《壇經考之一》)。胡適還認為.契嵩所用的「俗本」也許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門本,改定之後的三卷十六門的本子仍用慧昕之名。因此在契嵩以前有兩個本子是最古本:

    (一)敦煌的不分卷寫本。

    (二)北宋初年惠昕改訂二卷十一門本。

    他通過將敦煌本、惠昕本、明藏本進行比較研究,特別著重就它們所載的傳法世系對比之後,認為惠昕本與敦煌本最近,是未經契嵩改動的本子。惠昕也增添了二千字,多為「淺薄的禪宗濫調」,而後為契嵩等人沿用。經胡適考證,敦煌本的祖本成於神會未死之前,當在開元(七一三——七四一)晚年,或王寳(七四二——七五五)初年,約當公元七四五年(見《壇經考之二》)。

    胡適對《壇經》與神會關係的研究發表以後,國內很少為人注意。一九四五年錢穆發表《神會與壇經》一文提出反對的意見(載一九四五年七月重慶出版《東方雜志》第四十一卷第十四號)。

    錢穆認為胡適所說《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作的,或《壇經》的思想即是神會的思想,以至斷言「凡言禪皆本曹溪,其實皆本於荷澤」等,是沒有根據的。他針對胡適所提出的證據,也以考據的方法逐項予以推翻。對韋處厚《大義禪師碑銘》中的「洛者曰會……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提出新的解釋,說「壇經傳宗,猶雲壇經嗣法」,「韋文之意,祇謂習徒迷真,橘枳變體,而神會獨成壇經之傳宗,即謂其獨得壇經之真傳也」,而胡適認為《壇經》成於神會的門徒,是誤解此文。所謂二十年「豎立宗旨」的懸記當出於推崇神會的曹溪僧人之筆。今存《神會語錄》無一種出自神會自撰,因而也不能說「大致是神會離採他的語錄湊成的」。錢穆又將《神會語錄》與敦煌本《壇經》作了比較,從祖統說、批評「看心看淨」、論佛與眾生等方面看,二者有明顯不同。某些相同的方面,祇不過神會承用祖師惠能的語句。而這種引用,如論「定慧等」義,「皆見經典氣,皆見文字障,全部《神會語錄》之精神更如此,處處都討論經典,剖析文字,神會究竟是一個學僧,與慧能不同」。至於敦煌本所說弘忍向慧能傳衣傳法,也不能認為是「神會自由捏造」。慧能雖不識字,
「以他那樣的富於革命性,在五祖門下,自然不能久居」,辭祖南下時,弘忍「自無可有一番惜別之情,自然可以送他一些紀念品和袈裟之類」,而慧能到了曹溪山,可能常常提到這件架裳,「一面是他紀念老和尚,一面證明他東山得法一段因緣」。結論是《壇經》古本是慧能弟子法海集記,代表慧能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大陸學者對《壇經》的研究開展得較晚。臺灣地方的學者中有的對《壇經》作了新的研究。一九七一年印順發表了《中國禪宗史》一書(臺灣廣益書局版)〔六〕。同年又發表《神會與壇經》論文(《海潮音》五二卷二—三),其中都論證了《壇經》的形成與演變,批評了胡適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一)《大義禪師碑銘》中的「竟成壇經傳宗是說的傳法制度,即神會一派在傳法的時候傳付一卷《壇經》,作為師弟間傳授南宗的依約。因為失去慧能南宗「默傳心印」的實質,被馬祖門下(大義禪師是馬祖門下)攻為「習徒迷真,橘枳變體」。敦煌本中關於「壇經傳宗」的部分是神會門下所加,但不可因此而說《壇經》是神會或其門下編的。

     (二)「敦煌本是現存《壇經》各本中的最古本,而不是《壇經》的最古本」,從《壇經》成立到敦煌本至少已是第二次的補充了。第一次是南陽慧忠所批評的,「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時間約在公元七五〇年以前。第二次是由神會門下在公元七八〇—八〇〇年之間,由神會門下增補法統、稟承等部分而成,因此敦煌本可稱為「壇經傳宗本」。

    (三)《壇經》中的基本部分與神會及其門人的說法有區別,如說「坐禪」、論「無念」、論《金剛經》等。二者皆講「以無念為宗」,但《壇經》重於「念」是自性所起的作用,神會重於「不作意」的無念;《壇經》以「摩訶般若」為主,而神會一律改為「金剛般若」。《壇經》各本中的「見性三身佛」、自性懺悔、自性歸依等「受無相戒」部分,是慧能的思想。神會及其門下的作品中沒有這一類的思想。《壇經》中關於慧能的隱遁和傳法年代、不主張傳衣、神會原籍及其參慧能的回答等說法,證明不可能是出於神會或其門下之口。作為《壇經》的主體部分即是慧能在大梵寺說法的部分,如契嵩的《壇經贊》中所說的「定慧為本」、「一行三眛」、「無相為體」、「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等等,就是這部分。至於接引弟子的機緣、付囑、臨終情形等則為附編部分,為後世所加。

    印順把《壇經》的各種本子分為:敦煌本;慧忠見到的「古本」和契嵩見到的「曹溪古本」;惠昕改編本;元代至元本(包括德異本、宗寶本),並一一作了考證〔七〕

    一九七九年以後,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進入迅速發展時期,佛教研究也日漸活躍。佛教研究學者利用已有的資料對《壇經》也進行了一些研究。一九七九年郭朋發表了《慧能與禪宗》一文(載《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一輯》,山東人民出版社),利用一九四四年「普慧大藏經刊行會」刊印的四種《壇經》合編本,對慧能與禪宗作了研究,其中也簡單地介紹了《壇經》。他認為敦煌本《壇經》是慧能當時的說法記錄,可看作是「慧能實錄」;惠昕的改編本「至少是在慧能死後一百多年纔出現的」;曹溪原本,因前有北宋郎簡的序,講請契嵩尋得「曹溪古本」,「勒成三卷」,所以認為此本是契嵩的改編本;還有元代宗寳本。郭朋認為後面三本,多有篡改,「簡直可說把原來的《壇經》弄得面目全非了」。他舉「得法偈」、「西方淨土」、關於「求佛」等方面來比較它們的異同,說明後三本所增改的不能代表慧能的思想,當為「狂禪」、「儒化了的禪僧」所篡改的。作者介紹他用的曹溪原本「有明成化年間的重刻本」。據此,當為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的刊行本,學術界一般認為它與流行於朝鮮刊本系統的德異本(朝鮮刊本有延祐本、嘉靖本等》是一致的。一九八一年郭朋又發表了《壇經對勘》(齊魯書社版),對上述敦煌本、慧昕本、曹溪原本、宗寳本作了分段校刊。作者仍認為惠昕本「出於晚唐」,並把曹溪原本看作是契嵩改編本。他以敦煌本為準,按照它的文字順序,對四本進行校勘,並加按語評述。與前論文一樣,作者可能沒有見到唐代《曹溪大師別傳》、敦煌本《神會語錄》、《南宗定是非論》等資料,因而在有關《壇經》演變的評途中沒能利用其中的記載。一九八三年郭朋又發表了《壇經校釋》一書(中華書局版),以鈴木貞太郎(大拙)、公田連太郎校訂的敦煌本為底本,參照惠昕本、契嵩本(認為即曹溪原本)、宗寳本進行了校釋。作者在序言中認為慧能在世界觀上是真如緣起論,在解脫論上是佛性論者,在宗教實踐上是頓悟思想的倡導者。認為《壇經》後世所改的「本來無一物」不是慧能的思想,「壇經的首竄者.不僅不瞭解佛性論,而且也不瞭解性空說」。作者認為德異本「不過是契嵩本的又一種傳抄本而已」,說「真正獨立的《壇經》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慧昕本、契嵩本和宗實本這四種本子」。此書「以校為先,以釋為主」,正文所分五十七段仍同鈴本校本。此書的出版,對研究《壇經》和禪宗提供了方便。

    對於《壇經》有無最古本子的問題,除了胡適或同意他的觀點認為《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編的學者以外,大致都認為敦煌本《壇經》是現存各本中最古,是後來各本《壇經》的基礎,但同時也認為在它之前還有更古的《壇經》,有的稱之為敦煌本《壇經》原本。一九八二年《法音》第二期發表了拾文的《敦煌本寫本壇經是「最初」的壇經嗎?》似乎誤解了上述意思。不過此文也提出了一些獨到的意見,值得研究。如說:「從慧能逝世到宗寳本《壇經》問世的五百七十八年間,《壇經》的發展並不像中外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是一個由簡到繁的過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寳本等;而是一個由繁到簡,又由簡復原的過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類似之本)—敦煌本(或類似之本)—契嵩本(復原本)。」主要根據是幾個《壇經》本的序文和幾條禪史資料,而沒有以書誌學的方法從《壇徑》的形式到內容結構進行綜告研究。在文章中,很明顯是把敦煌寫本的抄寫時間(唐末宋初)說成了成書時間。文章強調敦煌本之前有更古的繁本《壇經》存在,對促進研究還是有意義的。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術界六十年來在《六祖壇經》的研究方面已經取得歷史性的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一)從主要流行《明藏》宗寳本《壇經》到發現敦煌本《壇經》,並對它進行了校勘、注釋,從各方面作了深入研究。近年已有譯為日文、英文的敦煌本《壇經》問世。

    (二)由於敦煌本的發現,啟發並促使人們搜尋其它本《壇經》的興趣;對已發現流傳到日本的宋初惠昕本系統的興聖寺本、大乘寺本及真福寺本等《壇經》,都作了校勘研究。通過比較研究,使人們普遍認識到《壇經》在歷史上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形成演變的過程,是禪宗歷史發展的反映。研究禪宗思想和歷史演變,各本《壇經》是重要資料。對《壇經》各本的內容結構、禪法思想、彼此的異同,也結合了各種資料進行了研究、解釋。

    (三)在對《壇經》的作者和它的形成問題的研究方面,從胡適首先論證是神會或其門下編造以來,已出現幾種代表性的看法,但現在已逐漸向這樣一種看法靠攏,即《壇經》原本為慧能弟子法海集記,後來幾經改編,直到元代宗寳本出現。從已发現的《壇經》來說,是敦煌本—惠昕本(真福寺本、大乘寺本、興聖寺本等)—德異本和宗寳本(二者皆屬契嵩本系統)。

    儘管如此,在《壇經》研究方面還有一些仍需繼續解決的問題,如:

    (一)敦煌本因錯漏字句太多,現有的校本還不能說是已達完善地步。

    (二)對《壇经》的形成演變遷應深入探討,對其中涉及的人物、歷史事件、禅法思想等,還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今后應結合已有的資料,並應探尋新資料來加以研究。

    (三)從我國來講,有的資料,如大乘寺本和真福寺本《壇經》、《曹溪大師別傳》新校勘本以及國外有關《壇經》研究資料,應及早引進,以供國內學術界研究參考。

    相信通過這次敦博本《壇经》的發表,將有利於我國的《壇經》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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