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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法寳記並序——唐 京兆杜朏字方明撰(3)

出处: 上传时间:2017-12-25 点击次数:

   

楊按:《傳法寳紀》一卷,唐杜胐著,是現存早期禪宗史書之一,本世紀三十年代從敦煌遺書中發現。

    作者杜胐,字方明,唐朝京兆(府治今陝西西安)人。關於他的事蹟,史書上沒有專門記載。據唐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二八〇),他可能是禪宗北宗名僧大智義福(六五八—七三六)曾師事過的洛陽大福先寺的「胐法師」。義福曾從「胐法師」學習大乘經論,後來往嵩山訪法如(六三八—六八九),到時法如已去世,轉而到荊州玉泉寺投到神秀(?—七〇六)的門下。另外,日僧圓仁(七九四—八六四)入唐求法所帶回的書中有《南岳思禪師法門傳》二卷,在其《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中題為:「衛尉丞杜胐撰」;在《在唐送進錄》中題為:「清信弟子衛尉丞杜胐撰」(皆載《大正藏》卷五十五)。這個衛尉丞杜胐與上面講的胐法師是不是一個人,是不是《傳法寶紀》的作者杜胐,現僅據已有的資料是難以確定的。但從《傳法寶紀》中神秀一系的贊詞和後面所說:「昔嘗有知音者令修此傳記。今將草潤絕筆,輒為其後論矣」,可以認為,作者杜胐與神秀一系的人是有密切關係的。

    關於《傳法寶紀》撰寫的年代,日本學者一般認為比唐淨覺所撰《楞伽師資記》(當撰于先天元年至開元四年,即公元七一二—七一六年之間)略早,大約在開元初年﹝一﹞(七一三)。實際上,從書上有關記載來看,它當晚於《楞伽師資記》。有三處記載有助於大體確定它的年代。(一)本書作者署名「京兆杜胐」。「京兆」在隋代是郡,唐武德元年(六一八)改為雍州,領萬年、長安等二十二縣,開元元年(七一三)改雍州為京兆府(《舊唐書?地理志》)。因此書題「京兆」,應在開元元年之後。(二)「神秀」章謂在神秀死後,孝和(唐中宗諡號)在塔所為置度門寺,「睿宗複出錢三十萬修崇焉」。睿宗李旦是高宗的第八子,在高宗死後一度立為皇帝(六八四),後被武則天廢;景雲元年(七一〇)韋後殺中宗,臨淄郡王李隆基率兵誅韋後,擁戴其父睿宗即皇帝位。先天元年(七一二)睿宗自尊為太上皇,立李隆基為皇帝(玄宗),開元四年(七一六)死,被謚為「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因此,《傳法寶紀》中有「睿宗」廟號,意味著此書又不能早於開元四年。(三)作者在「論」中說:「今大通門人,法棟無撓。伏膺何遠,裹足宜行,勉哉學流,光陰不棄也。」說明撰寫《傳法寶紀》時,大通神秀的主要弟子尚在,作者希望當時的學僧前去皈依。《楞伽師資記》載神秀的付法弟子有嵩山普寂(六五一—七三九)、嵩山敬(景)賢(六六〇—七二三)、長安義福(六五八—七三六)、藍田惠福。前三人都有碑文﹝二﹞,生卒年代可查。其中普寂去世最晚,是關元二十七年(七三九)。此外,據敦煌文獻《菩提達摩南宗是非論》記載,唐開元二十年(原作二十二年)神會在滑臺與北宗僧人辯論時已提到:「今普寂禪師在嵩山豎碑銘,立七祖堂,修《法寶紀》」,「今修《法寶紀》,又立如禪師為第六代」。可見,《傳法寶紀》在開元二十年之前已經存在。據以上考察,《傳法寶紀》當撰於開元四年(七一六)至二十年(七三二)之間。

     中國禪宗奉北魏菩提達摩為初祖,但從五祖弘忍(六〇二—六七五)之後分為神秀的北宗、慧能的南宗兩系,後來南宗盛行全國,北宗衰微,因此社會上流傳的禪宗史書也多是南宗僧人編撰的,而北宗僧人或信徒編寫的史書逐漸從社會上佚失。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從敦煌遺書中發現的《楞伽師資記》和《傳法寶紀》為我們瞭解禪宗初創期歷史,特別是北宗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此二書的記載表明,在七世紀末八世紀初,北宗曾盛行於以長安、洛陽二都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神秀、玄賾、慧安(老安)曾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神會《南宗定是非論》語),朝野道俗歸信者很多。這兩部史書大致同時編著,都記載了從北魏菩提達摩以來以《楞伽經》為傳法心要的北宗禪法傳承事蹟和北宗禪法風格。但二書似乎互不相知,互不受對方的影響,各具自己的特色。

    《傳法寳紀》篇幅比較短,由序、目錄和從達摩至神秀的七章以及作者的總論組成,書後還附有《終南山歸寺大通神秀和上塔文》。這裏僅扼要介紹兩點。

禪宗祖統説的提出

    現存河南嵩山會善寺遺址的《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之碑(文載《金石續編》卷六)提出了最早的禪宗付法相承的祖統說。法如是弘忍的弟子,此碑文當撰於他去世的唐永昌元年(六八九)。碑文引東晉慧遠的《禪經序》,認為印度的傳法世系是佛傳阿難,阿難傳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後菩提達摩來中國傳授此法,「入魏傳可,可傳粲,粲傳信,信傳忍,忍傳如」。《傳法寶紀》繼承了此說,又加以發展,說菩提達摩傳慧(或作惠)可以後,「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法如,法如及乎大通(神秀)」,並為他們一一立傳,介紹他們的傳法事迹。禪宗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以心傳心,因此特別重視祖師禪法的傳承世系。後世禪宗盛行以後,南宗史書(稱之為燈史)編出天竺二十八祖,並以菩提達摩(多用磨字)兼中華初祖的說法,然其雛形,恐怕就是法如碑和《傳法寶紀》提出的樸素的祖統說。

    關於《傳法寶紀》的祖統說,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對僧璨的記述,在比《傳法寳紀》出世稍前的道宣《續高僧傳》(成書於公元六四五—六六五年)中,對僧璨從惠可受法祇說:「可禪師後,粲禪師」(卷二十五《法沖傳》);法如碑也只說:「可傳粲」。《楞伽師資記》中也稱粲禪師,雖為他立傳,但只說:「《續高僧傳》曰:可後粲禪師。隱司空山,蕭然靜坐,不出文記,秘不傳法,唯僧道信」等簡單記述,主要篇幅是引用僧粲為北周僧惠命《詳玄賦》所作注釋的《詳玄賦》。在《傳法寶紀》中首次用「僧璨」這個名字,記述他從惠可受《楞伽經》和禪法,以及他隱居舒州皖公山(在今安徽潛山縣西)傳法的事蹟,其基本情節為後來的禪宗史書繼承。二是把法如置於弘忍之後的寫法。《楞伽師資記》記載五祖弘忍的受法弟子有神秀、玄賾、慧安等十人,雖對神秀特別重視,但又說:「忍大師授記雲:後傳吾道,只可十耳。俱承忍禪師後。」把潞州的法如、韶州的慧能等人,也只是列為傳教於各地的十大弟子之中。《傳法寶紀》直接繼承法如碑,在弘忍之後置上法如,所寫內容與法如碑大同,謂法如死前對弟子說:「而今以後,當往荊州玉泉寺秀禪師下諮稟」,此後神秀纔正式傳授禪法。聯繫到《續高僧傳》記載達摩的弟子有惠可、道育;惠可之後有粲、惠、盛、那、端、長、真、豐諸禪師,說明在禪宗的初創期,師徒之間的付法傳承關係並不存在嚴格的嫡庶差別,嗣法弟子不止一人。早期禪宗史書中的傳法祖統說,是受作者所屬的派系或他的觀點制約的。看來《傳法寶紀》的作者雖對神秀一系十分崇信,但似乎對法如更親近一些。

重視直觀頓悟,輕經輪的禪風

    據《續高僧傳》卷十六《菩提達摩傳》,達摩述有《入道四行》(敦煌遺書中發現有《二入四行論》,《景德傳燈錄》卷三十和《楞伽師資記》中載有曇林記《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說入道有二途:一為理入,即「壁觀」,謂在坐禪中心如牆壁,泯滅一切有無差別觀念,直悟真如實相;二為行入,即按照報怨行(甘心受苦)、隨緣行(不為苦樂得失動心)、無所求行(無貪求情欲)、稱法行(心與法相應,亦即六度)四個要則修行。本卷的《僧可傳》及卷二十五《法沖傳》都說達摩以《楞伽經》四卷傳授弟子,強調「專唯念惠,(當為慧),不在話言」,「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從《楞伽師資記》和《傳法寳紀》對禪法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從慧可、僧璨到神秀弟子都是基本上繼承了這一禪法傳統的。但是,二書在記述中也各有側重。《楞伽師資記》對楞伽經》的傳授更為重視,甚至將《楞伽經》的譯者求那跋陀羅(三九四—四六八)置於達摩之前作為初祖,並很強調達摩所說《入道四行》,把它全文引入書中;在為歷代祖師立的傳中詳引他們的著述、言教,如在「道信」章引用他著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竟占全書五分之二篇幅;在對禪法的記述中重視「默然靜坐」,「妄盡而真現」,以及「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明見佛性」等。與此相比,《傳法寳紀》更重視頓悟,說菩提達摩對慧可授法是「密以方便開發,頓令其心直入法界(按,指立即使心與真如契合)」;達摩「息其言語,離其經論,旨微而徹,進捷而明」,教人不通過言語經論,迅速體悟法身實相。此書對世上所傳達摩的「壁觀」、《入道四行》提出異議,認為這些只是當年達摩進行權宜教化的手段和片面說法(「當時權化,一隅之說」)不是真理(「至論」)而有人「隨自得語,以為真論,書而寳之,亦多謬也」。當然,《傳法寳紀》作為北宗的史書,對靜默坐禪也有介紹,說道信常勸門人:「努力勤坐,坐為根本」,「閉門坐,莫讀經,莫共人語」。這也是北宗禪法的主要特點。後來南宗神會(六八四—七五八)批評北宗的禪法是:「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敦煌卷子《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但是,《傳法寶紀》作者把達摩禪法解釋為「頓令其心直入法界」,可以說是反映了禪宗在弘忍、神秀之後的一種新的動向。

    《傳法寶紀》大概流傳不久就湮沒無聞,甚至在現存的一切書籍中都沒提到此書的名字,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纔從敦煌遺書中發現。此書的抄本原件皆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有這樣三種卷子:

    (一)P(伯希和)二六三四號,僅存序和「達摩」章的一部分。日本學者矢吹慶輝(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鳴沙餘韻》和一九三三年出版的《鳴沙餘韻解說》(皆有岩波書店出版)中收錄了它的照片並作了介紹。在一九三二年又將其校本收錄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卷之中。

    (二)P三八五八號,僅存從「道信」章的後半至「法如」章的前半的二十五行。

    (三)P三五五九號全本。日本神天喜一郎在一九三六年發現,一九四三年將其校本收在白石虎月編的《續禪宗編年史》中的「附錄」中發表。柳田聖山一九六七年發表了《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法藏館版),在書前收有此抄本的照片,書後「資料的校注」中載有他詳加校訂、注釋的全文。此後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初期的禪史Ⅰ》中有對此書作了注釋並譯成日文。柳田對此書的校勘、整理,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這裡載錄的《傳法寶紀》是以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書後所附的校勘本為底本〔三〕,用敦煌文書P二六三四號(注稱甲本)和P三五五九號(注釋乙本)重作校勘,對柳田校本中的一些字又作了修改,在正文後用附注加以簡單說明;此外,對句讀也有改動的地方,並換上中國通用的標點;某些段落也稍有變動。

    注

    〔一〕見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法藏館一九七六年版)、《初期的禪史Ⅰ》(築摩書房一九七一年版)、椎名宏雄《北宗燈史的成立》(載《敦煌佛典與禪》,大東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二〕普寂的碑文,指唐李邕《大照禪師塔銘》(《全唐文》卷二八〇);景賢的碑文,指唐羊愉《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全唐文》卷三六二)。義福的碑銘,見前述。

    〔三〕這樣做是表明本校勘實在柳田教授研究校勘的基礎上進行的,並希望中國學術界繼續研究,以期校出一個最完善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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